中国古典园林的国际影响_盆景艺术

中国造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深的造诣，堪称艺术而无愧；在天下造园史上，它独树一帜，并对器械、方造园业已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致有“中国是天下园林之母”的美誉。这里，可以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洲为重点，简要地介绍一些情况。

1．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造园约莫已有三干多年的历史，并形成一个怪异的系统。在其生长历程中，与外国早有交流。在东方，除了与中国接壤的大陆国家，如朝鲜、越南等早受其影响而外，隔海相邻的日本，也早就借鉴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与技术的成就。

日本学术界的意见以为：日本在飞鸟期间(593—709年)以前很少园林资料，就考古挖掘得到的古镜上所描绘的住宅形象来看，只在衡宇周围栽植一些树木。而自飞鸟、奈良期间(593—793年)起，以中国文化为主流的大陆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其造园艺术才发生了一个飞跃的提高。近年来日本出土这一时期的流杯渠残石，解释晰始自晋人寻求林泉归隐的“曲水流觞”这一园林内容，当时已经传到日本。

或曰，在7世纪末8世纪初(飞鸟末期)，中国的道家思想以及“仙人”的说法传入日本，现实上，应远早于这个时期。这一思想显著地对其园林创作发生影响，约当9世纪初叶。在日本平安期间(794—1185年)的园林作品中，即已得到比较普遍的反映。当时的御苑及贵族府邸中的所谓“池泉庭园”，即是像中国唐代的池中有山的“山池院”形式。例如日本在1086年所制作的鸟羽离宫，就是这种“仙人岛”情景的创作。这一气概盛行于桃山、江户期间(1574－1867年)。1598年所修造的被誉为桃山期间的代表作——醍醐寺三宝院庭园，即是一池三山(蓬莱、方丈、瀛洲)的做法。而至江户期间，无论是诸侯御苑、寺院园林，照样一般私人庭园中，都普遍地采取蓬岛神山的主题。不外后期岛的设置已不限于三个，而是只取其涵义，在构图上一个或多个不拘了。蓬岛神山的进一步生长，遂形成日本化的龟岛、鹤岛的形式。这一思潮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在历史上，中国造园思想的另一潮水——“释教意见意义”的造园，也是在7、8世纪之交传到日本的；而释教思想对于其园林创作影响之深远，似乎愈甚于在中国。日本的所谓“须弥山”、“九山八海石”的手法，即是这一影响的迹象。日本造园中释教思想影响的详细化，约当平安中期(10世纪至11世纪中)。毛樾寺庭园可算是在此影响下发生的所谓“净土园林”(按日本学者的说法)的典型作品。

随着中国文化的东渡，造园身手也被直接、全面地介绍到日本。当时在日本的造园中，除上述蓬岛神山及“净土天下”(日本造园中对“净土”的分明，是指清净的美好的极乐天下)的创作思潮而外，更有进一步集仿中国古制的作品出现。譬如，在平安期间模拟唐长安而设计制作的平安京城及宫苑中，就有取意周文王灵囿而创作的禁苑——“神泉苑”。

中国园林艺术思潮，向来影响着日本园林的创作；在历史上，中国社会思想的流变，也莫纰谬其创作起著作用。中国园林艺术中的释教思想影响，虽然感染了日本平安朝的创作，然而对于其园林意境更为深刻的触动，却是在1186—1333年间——镰仓期间，禅宗及宋儒理学思想传入以后。禅宗及理学思想为日本当时的统治者——“武家”所利用，由于政治上的推许与奖励，一时遂得到极快的生长。禅宗及义理的哲学思想在日本普遍撒播，深入民间而成为左右社会风俗的主导，是在1334—1573年间(室町期间)，这也正是日本造园史上的黄金期间。镰仓、室町期间日本禅僧较喜欢传诵苏东坡的“溪声即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的带有粘稠禅味的自然观的诗句。这也可以看出中国宋、明儒家思想对其影响之深。当时日本的禅僧在学术界占有统治职位，禅宗及宋、明儒家思想也就成为当时日本文学艺术的主导思想。这反映在造园艺术上，不独是园林意境，甚至在详细意匠上都有显著的显示。诸如渲染深山幽谷隐居环境的松风、竹籁、流瀑等声响的借用处理，象征释迦、观音、罗汉的石峰点置，效仿摩崖造像的点景处理，以及普遍使用的三尊一组的构钤记法等等皆是。

随着中日两国使节、僧侣、商人逐渐频仍的来往，两国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流。 因之，使中国造园身手和林泉享乐习尚，得以直接、实时地介绍到日本。如镰仓期间(当南宋时期)日本禅僧荣西再度入宋，留学四年，回国的时候，将茶及啜茗这一林泉生活习尚带回日本，这可以说是孕育厥后室町期间(约当明朝中叶)茶道之风及从而发生的一次园林创作的伟大变化(“茶庭”等类的出现)的胚胎。又如，室町期间日本的造园巨匠梦窗国师开始经营天龙寺庭园，用天龙寺船与中国商业以筹备经费，也曾将我国当时的名产及工艺品、绘画等带回日本；日本卓越的画家雪舟来中国访问留学(1467—1469年，明成化三至五年)，也都促使了明代文化的东渐。其中，特别是宋、明山水画的输入日本，予日本室町期间的画坛以很大影响。当时日本极为活泼的北宗周文派(天章周文等人所提倡)的水墨画，即是师法马远、夏珪笔意，继之又引弹宗的自然观而别开画境，从而成立了日本水墨山水画的主导画风。这对于当时日本的园林创作起着直接的作用。这一时期，日本的造园取法于山水画，甚至直接参照宋、明绘画的例子也许多。在园林情景创作中，其恬适闲逸的意境以及园中修建楼阁的作风，都可看出宋、明绘画的影响(实在自镰仓后期，在宋画的影响下，楼阁之风就逐渐兴起了)。

日本学术界谈论： 日本造园艺术的象征性、抽象性的所谓“缩三万里程于尺寸”的写意路数的形成，缘故原因虽有各种，但重要的、较强有力的因素，却是由中国传入的释教禅宗及宋儒理学思想的影响。在这一影响下，日本造园进一步生长，方有“石庭”、“枯山水”(亦称“唐山水”，即以白砂象征水的做法)之类极端写意的园林形式出现。中国唐、宋以来，文人、画家的憧憬自然、田园的看法，特别是宋、明儒家义理之学的自然观，反映在中国造园艺术中，作为创作思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日本造园的生长，而且这一影响照样相当深远的(图1)。迄至明朝末年，明遗臣朱舜水亡命日本(1665年)，可视为后期的又一次较为集中的影响。朱舜水在日本直到逝世的十余年间，都为当时日本的统治者以师礼相事。朱氏在日本除讲学外，多从事园林创作活动。这对于当时日本造园的生长，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日本统治者极为推许宋儒思想，重复古之风，在园林艺术中，也形成一时的民俗。闻名的诸侯御苑——东京“后乐园”，即是朱舜水取自《孟子·梁惠王》“贤者尔后乐此”的意思而题名的(1668—1669年)。朱氏在对这一名园的修改润色历程中，悉以中国造园艺术为准则。他遵照中国江南田园情调，于园中创作的情景有单孔石拱桥——“圆月桥”。这不但在造园艺术方面介绍了一个崭新的情景，而且也是第一次把中国拱桥的营造技术传入日本。今后，曾引起许多园林的效仿，如178l—1788年于广岛“缩景园”中所建的“跨虹桥”即是一例(图2)。后乐园中另有在尊儒复古的思想指导下添置的，奉祀伯夷、叔齐的“得仁堂”；在寻求自然景胜的思想指导下，摹写庐山风景而创作的“小庐山”；师法杭州西湖苏堤、白堤景致而创作的“西湖堤”。这种寻求自然景胜的设计思想，也得到普遍的撒播，以致形成这一时期日本“台甫庭”(一种显贵的大型园林)的气概特征。这一时期的摹拟自然景胜的创作中，关于山景，出现了许多形貌庐山的作品。在这一启发下，随之也有许多师法日本本土风景名胜的创作出现。

在园林植物设置方面，日本也早受到中国前期造园的陈列观赏奇物名品的集锦式的创作思想影响。自我国名胜风景区引种驯化、培育而作为其造园质料的例子也许多。如奈良期间，日本唐招提寺开山大师鉴真，自祖国杭州孤山引松子育苗，作为唐招提寺庭园的观赏植物，即是较早见于纪录的一例。至江户期间，引名胜风景区植物作为园林观赏设置的民俗已很盛行。引用中国风景区植物的，如“六园馆庭园”中的四川柳、西湖梅等即是。

日本造园，在历史上受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对中国造园艺术生长有直接关系的中国历代文艺思想的重大变化，也往往对日本有所影响，甚至中国的民间传说，亦常被日本所吸收以为园林创作的题材。诸如，早在日本平安期间，就出现引用中国关于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而创作的“龙门瀑”(后裔已牢靠为程序化的瀑布类型之一)；室町期间引用中国猛虎迁居渡河的故事(载《后汉书·刘琨传》)所创作的“虎渡子”的群置点石(龙安寺庭园)；中国古代八阵之说——鱼鳞、鹤翼、长蛇、偃月、锋光矢、周边、衡轭、雁行，自唐代传入日本后，也被据以施展而缔造有孙子、吴子、诸葛孔明等各式八阵的群置点石的章法。这类作品，最近的如本世纪三十年月修建的“岸和田城庭园”的诸葛孔明八阵图——上将军及天、地、风、云、龙、虎、鸟、蛇——的组石。

日本造园在其生长历程中，在不停借鉴外国，特别是借鉴中国的同时，仍保持了它自身气概的自力完整。现代日本园林，无论是它的经营艺术照样工程技术方面，在传统的基础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生长，以至到达了天下公认的高程度，这对于近代以来已经落伍了的中国造园来说，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的。

2．对欧洲的影响

中国园林对于欧洲造园的生长，也有较大的影响。谈到这一影响，不能不先涉及到其它有关方面的情况。自从公元1世纪开拓了通向西域的道路，特别是经过唐代繁荣起来的“丝绸之路”，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源源传入西域甚至远达罗马帝国。今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与欧洲的商旅往来时断时续地举行着。尽管中国的丝绸之类的商品为欧洲所喜欢，但中国的社会情况及文化上的成就，很长一段时期中并没有被欧洲所了解。13世纪，随着元代军事气力的扩张，使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新的变化。《马可孛罗行记》的问世，介绍了当时中国的一些情况才普各处引起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和进一步了解的盼望。这时，中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尽管是难题的，但14世纪开拓了欧、亚两洲直接的海上交通之后，双方的文化交流打开了新的事态。欧洲与中国更为直接地接触，是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及对外扩张开始的。自1515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驶进中国口岸举行通商商业开始，中国瓷器、漆器、工艺品及丝、茶等遂大量输入欧洲，同时文化也得到一定的交流。继之，荷兰兴起了通向东方的远洋商业，通过商旅和传教士反过来在欧洲也举行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至17世纪，关于中国的听说，伴随着神秘的、奇异的中国商品在欧洲普遍地散布开来，引起欧洲对中国的热衷憧憬。这时，荷兰、法兰西等国的商人颇多伪造中国瓷器、丝绸、工艺品等出售的，这就加倍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在这以前，欧洲人的看法中是以土耳其代表东方的，一切装饰美术的及工艺品上所显示的所谓东方气概的器械，都采取土耳其意匠(Turquerie)。到这时，所谓“Chinoiserie”(中国意匠)遂取代了“Turquerie"。中国的影响，开始在被以为是欧洲时髦风俗的带头国家逐一法国，显示出来。初期，在其宴会场所的部署及假面舞会的化妆上，首先得到反映。进一步逐渐地影响到装饰美术及工艺品的创作方面。法国这一民俗的形成，是与其统治者的提倡有亲热关系的。路易十四即是醉心于“中国式”的一个，当时在他的宫苑中就珍藏有大批的中国丝绸、锦缎、瓷器、金器、漆器、衣饰、家具和其它工艺品等等以及此类的仿制品。1698年及1703年，法国商船“安飞吹”号(Amphitrite)的两次到中国举行商业，加倍深了这一影响。

谈到中国艺术气概对欧洲的影响，首先应该看到这一影响是和中国对日本、朝鲜、越南等东方国家所起的影响效果有着基本的不同。17世纪以来，欧洲之寻求“中国意匠”，虽然也是极为普遍、极为热衷的，而且这一热潮延续到19世纪初叶，临近二百年的时间，也不能以为是短暂的，就这一影响的效果来看，也可以说是具有相当深刻性的，然而从这一影响的性子来看，却是有所不同。当时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历史及社会情况是不甚了解的；对中国艺术品的浏览，也是缺乏深度的。欧洲的艺术家重要是通过商人的介绍看到一些中国的并非头等的工艺品或低劣的仿制品，他们只是根据这些以及传讹了的关于中国的听闻，来判断、分明中国的束西，其深度和正确性是可想而知了。此时欧洲对“中国式”的狂热的兴趣，可以说是出于猎奇的生理。他们不甚了解中国的器械，也未作严肃负责的研究，以求得进一步的了解，而只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印象来注释它。当时欧洲所分明的“中国气概”是与18世纪初叶欧洲美术盛行的洛可可(Rococo)气概相联系的。从艺术创作来讲，欧洲对“中国气概”的兴趣在于它那与欧洲原有几何构图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看来是新颖的、无羁绊的自然式样。因此，作为商品输入欧洲的中国艺术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充分了洛可可气概，促使了洛可可气概的生长。18世纪洛可可艺术家多参照中国瓷器、漆器、纺织品、刺绣、壁纸、年画、衣饰、家具等上面所绘制的人物、景致来举行创作，走上了寻求奇异及玩弄手法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熟悉到，17世纪以来流行于欧洲的所谓“Chinoiserie"，只是欧洲艺术创作在中国影响下自身生长演变的效果，而并非真正的中国器械。“中国意匠”的生长，按欧洲学者的说法，大致可以分为含混交织着的三个阶段，即16世纪末、l7世纪初，取代土耳其式而兴起的所谓“纵容阶段”；进而为“荒唐阶段”；再进一步地生长，而成为创作上的“模拟阶段”。造园艺术的生长变化，亦大致云云。

在欧洲，16世纪首先在意大利兴起了造园艺术；随着意大利文艺中兴文化的扩展，造园艺术也传播到法兰西、英吉祥等国。17世纪后半叶，法国君主专制加强，宫廷建设也随之得到生长；宫廷园林的新建设，首先改造了原理由意大利引进的造园身手，从而形成了一种唯理主义的、强调几何美的园林花样，即被称作“古典主义”的造园艺术，它的重要首创人为闻名造园家勒·瑙特亥(Andre Le N?tre，1613—1700年)。当时法国是欧洲文化的领先国家，其古典主义造园艺术，很快就成为英吉祥、德意志、俄罗斯诸国宫廷园林创作的楷模。这样，逐渐普及到显贵、富豪们的庄园、府邸园林，以至成为这一时期欧洲造园的主流。然而就在此时，中国修建艺术已开始显露出它的影响，例如1670—1672年在法国凡尔赛(Versailles)宫苑中制作了“特列安农瓷宫”(Trianon de Porcelaine)。它在形式上虽属不三不四的设想，但却足以说明路易十四期间对中国宫苑的憧憬。在修建艺术、造园艺术方面的中国影响是在法国初露头角，而真正引起造园艺术的深刻变化，则是从英国开始的。18世纪中叶，在法国兴起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思潮，中国的道德伦理看法和政治思想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因之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文化的寻求。此时已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正在举行产业革命的英国，已缔造了文化变化的条件，遂率先开始了造园艺术的新生长——“自然风景园”(Landscape Garden)应运而生。18世纪后半叶，在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打击下，这种园林又进一步生长而形成“图画式园”(Picturesque Garden)。这些以新贵们的庄园、府邸园林为代表。这类自然情景园林的出现，就外因而论，重要是受到中国造园艺术的影响。中国造园艺术正式介绍于英国造园界，约莫可以算自1685年威廉·坦波(William Temple)所著的《关于埃比库拉斯的园林》(Upon The Garden Of Epicuras)一书的出书。书中对欧洲整形式园林与中国自然式园林作了对比谈论；对于英国自然式园林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1772年，威廉·谦伯尔斯(William Chambers)着《东瀛园林论》(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着重介绍了中国造园艺术，并全力提倡在英国风景式园林中吸收中国意见意义的创作。谦伯尔斯在赞赏中国造园艺术成就的同时，慨叹英国园林艺术的空虚，以为英国当时的

自然风景园是缺乏修养的粗野的原始自然的器械。当时正是造园名匠兰赛劳·布龙(Lancelot Bronwn)的全盛期间，书中对比中国园林而给予布龙一派的田园风景之类的作品以尖锐的指斥。谦伯尔斯以为，中国造园同样是取法自然，而其作品能够云云之深刻，是由于中国造园家具有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艺术素养。欧洲当时的造园尚未完全专门化，布龙等人是蔬菜园艺家兼搞园林创作。

因此，谦伯尔斯主张要提高英国造园家的修养，生长英国自然风景园，要大力学习中国的器械。谦伯尔斯早年曾在瑞典东印度公司任职，到过中国。在中国期间，他曾对中国修建、家具、衣饰等等作了许多速写。早于1757年就出书有《中国的修建、家具、衣饰、机械和用具的设计》(Design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一书，当时在欧洲发生了很大影响。《东瀛园林论》的问世，更直接地给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创作以难得的指导。当时在欧洲，对于谦伯尔斯的这种论点是有争论的。但中国的影响却并未因此而削弱。相反地，这种影响日益扩大，使得英国自然风景园得到了生长提高。诚如谦伯尔斯所指出，英国初期自然风景圆是相当肤浅的，例如其田园牧场的情景创作，无非是对苏格兰牧场的自然主义的机械复制。待进一步体会了中国造园艺术之后，其内容才更为充分，其形式才更为归纳综合。

由于英国自然风景园和图画式园的创作大量吸收中国的器械，于是法国人把它叫做“中国式园林”(Jardin Chinois)，或称“英中式园林”(Jardin Anglo—Chinois)(图3)。“中国式”或“英中式”园林，在欧洲风靡一时，中国造园在整个欧洲影响之大，以致使当时德国的美学教授赫什菲尔德(Christian Cajus Lorenz Hirschfeld)在其著作《造园学》(Theorie der Garten-kunst,1779)一书中发出云云的怨言：“现在人制作花园，不是遵照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根据先前的比较文雅的意见意义，而只问是不是中国式的、英中式的。”

“英中式园林”当时险些普及欧洲各国，伦敦叩园(Kew garden)就是它代表作的一个。1758--1759年间，谦伯尔斯对此园举行了刷新，在园中添置了许多中国意见意义的情景，其中以中国塔一景较为闻名(图4)。在法国园林创作中，虽然早在17世纪后期就已看出了中国影响的迹象，但“中国式园林”在法国盛行，却是18世纪受到“英中式园林”的动员。“英中式园林”撒播法国以后，成为一时造园的主流。于田园情景中加入异国情调(西方学者称之为“感伤主义”)，当时在法国得到极端的生长。法国园林中所谓的异国情调，重要是指一些“中国式”的修建物。当时“英中式”造园中，在“中国式”的通称下，还包罗着少许日本、印度、土耳其的束西；甚至古埃及、希腊、罗马的器械，在“感伤主义”的寻求下，也被部署到“英中式园林”当中。“英中式”生长到后期，所谓“中国式”的情景，被欧洲造园家、修建家独出机杼地施展，已面目一新了。

亭、塔、桥、廊等等修建形式，已成为一种既非中国的、也不是其它东方国家的，更不是欧洲传统的，一种格调庸俗的怪物(图5)。法国的情况较为严重，这一时期在法国保持有这种所谓“中国意见意义”的修建物的名园，据埃利诺尔·封·埃耳得贝尔格(Eleanor Von Erdbrg)的统计，就有25个(见该氏所著《欧洲造园中的中国影响》，Chinese lnfluence on European Garden Structures)。

现在，实物保留的不多了，但我们还可从许多著作的纪录中知道它们的情况。如1774年出书的勒·路治(Le Rouge)所著《英中式园林》(Jardins Anglo—Chinolis)，1809年出书的亚历山大·拉·保尔得(Alexander La borde)着《关于法国新园林及古城堡》(Description des Nouveaux Jardins de La France er de ses Anciens Chateaux)，1876年出书的约翰·卡尔·库拉夫特(Johann Carl Krafft)所作版画《康帕尼府邸》(Maisons de Compagne)，2021年亨利·考尔第(Henri Cordier)着《十八世纪的中国与法国》(La Chines en France au XⅤ Ⅲ Siecle)等等。在“中国式”的影响下，18世纪法国自然风景园林的创作，标榜着“英中式”而走上了一条寻求荒唐的道路，未若英国、德国之比较健康的生长。德国造园史学家埃格尔(H. J?ger)的谈论以为“法国自然风景式没有英国那种出于对自然兴趣的高尚意见意义的显示，也缺少德国那种对自然的深奥的观测，只不外是模拟中国的新鲜的器械或离了谱的器械。”埃格尔的这一说法虽然反映了他对中国造园艺术的无知，但却也说明晰18世纪在中国造园艺术的影响下，欧洲各国自然风景园林走着不同的道路。

总地说，近世欧洲出现的“中国式”或“英中式”园林，仅是模拟中国园林的异样印象的形式特征。从其作品来看，只是采取了自然风景题材；除了地形、水面、植物和道路等处理较为自由而外，并加入一些所谓的中国式殿宇、亭、桥、佛塔、船只之类作为掩饰(模拟中国的修建，另有区分不同地方气概的，例如荷兰就有所谓“北京式”、“广州式”之类的殿堂)，实在并没有熟悉到中国古典园林那种完整、深刻的情景构陋习律。

欧洲造园，在中国影响的打击下所出现的上述思潮虽然风靡一时，普及欧洲，由于它是肤浅的，因之也是不能能持久的，这类作品随着盛行的过时，多被拆改，现在所剩无几了。倒是那种在中国影响下，根据欧洲自己对自然的分明和意见意义，不停提高而形成的“风景式”或曰“自然式”派别，得到健康的生长。就这类作品而言，无论是主题构想与情景意境的缔造，都有堪与中国古典园林媲美的独到的成就。

以英国“岩石园”(Rock Garden)为例：16世纪以来，英国引种高山植物驯化、育苗而作为园林观赏植物。初期只是盆栽，继之，按其传统的整形方式部署花坛，而称之为“墙壁园”(Wall Garden)。17世纪末叶，中国迭山艺术(同时另有日本的)传入欧洲，开始只是用大量土、石作毫无意境的夹杂堆砌，甚至也作生硬的洞窟和瀑布之类，直到19世纪，借鉴中国造园而融会了自然美缔造的真谛，方始走上了正轨，而开始了把高山植物的观赏与迭山艺术结合起来的探索，遂出现了所谓“岩石园”。经过长时间的创作实践、总结、提高，至本世纪40年月，“岩石园”这一卓越的缔造已告成熟。在2021年，伦敦叩(kew)植物园中的高山植物照样用整形挡土樯的方式部署的，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刷新，使迭石技术和情景艺术创作水准进一步提高，才圆满地解决了自然迭石与高山植物设置的情景统一，从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山花绚丽的高山流水情景的岩石园杰作。

中国古典造园艺术所取得的成就，使它不只在历史上已被外国所借鉴或吸收，直到现在，它仍然还保持着极大的魅力(图6)。遗憾的是，近代以来各种的历史缘故原因致使中国造园艺术这一优异遗产末得到很好的研究、继续和发扬光大。在中华振兴的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造园学遗产，以利于我国现代化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时在学科的深度上把它介绍到国际学术界，以利新的历史时期中更为普遍的国际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