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不清槭树和枫树的台湾“闻名”植物学家

我刚译出了美国摄影师蕾切尔?萨斯曼(Rachel Sussman)所著的摄影漫笔集《天下上最老最老的生命》(The Oldest Living Things in the World)。内里有一段文字，描写作者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开车时碰着的杂乱排场，让我印象深刻：

……摩托车从四面八方怒吼而过;行人只要以为符合，可以随时随地穿越卡塔尼亚的街道;汽车朝着尽力想去的处所左钻右窜、横冲直撞。或许每五条街才会有一个信号灯。我看到骑轻型摩托车的人安之若素地逾越一辆又一辆汽车，甚至越过黄线闯入劈面车道;溘然他旁边又呈现了一位开着灵活轮椅车的老太婆，而这时一辆公交车正迎面朝他们疾驶而来。在如此忙碌而狭窄的两车道街道上行驶，我笑出了很大的声音。

译完这段话，我也笑出了很大的声音。这倒不是因为我想到了中国许多处所的交通也不外如此，而是因为这种杂乱排场很是像我存眷的古籍植物名称考据规模的当前状况。用萨斯曼书中的另一句话来说：“不时你就能看到……如此谬妄的对象，独一能做的事就是大笑。”

枫树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本日，现代植物分类学早已传入中国，古籍植物名称考据的任务因而重要是把古籍中的植物名称对应到植物学名(scientific name)系统中的分类群(taxon)学名之上;在正确考据的基本上，这一工作顺便还可以更合法前利用的植物中文普通名(common name)系统中的误用名。

然而，植物中文名是讲汉语的人交换植物信息时所用的前言，是汉语这种“活”语言的一部门。植物中文普通名系统既要担保必然的不变性，又要考究约定俗成。假如没有出格充分的来由，就不该该滥改。惋惜，在植物学界总有些人，既不懂这些原理，又没有举办严肃学术考据的本领，却度量了极大的热情，处处拿着本身所谓的“考据成就”鼓吹，怂恿别人修改已经广为接管的植物中文普通名。“槭改枫”就是最典范的例子。

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学者饭沼欲斋首次以“槭”字作为无患子科(传统上独立为槭科)Acer属植物的统称。二十世纪初，这个对应干系传入中国，一直为学界沿用，迄今已有百年。“槭”字作为通用类型汉字，早就连同它的读音qì一起收入了包罗《现代汉语辞书》在内的很多根基中文东西书。无论从不变性照旧约定俗成的角度来讲，这都是一个不宜等闲变动的名称，除非功德者有非比寻常的证据。

台湾学者李学勇是“槭改枫”的始作俑者。就像科学史研究在汗青上曾经只是科学家在晚年无所事事的时候偶一为之的消遣一样，古籍植物名称考据也成了一些植物分类学者退休之后自觉得可以发挥余热的规模。2021年，李学勇在《中华林学季刊》第十八卷第三期上颁发《枫树与枫香辨正》，积极主张古籍中的“枫”是槭树，而不是枫香树(学名Liquidambar formosana，属金缕梅科);因此，植物中文普通名系统中的“槭”也全都得改成“枫”。

枫林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从此，“槭改枫”成了李学勇余生的一大事业，在两岸都处处宣扬。受他影响，台湾植物学泰斗刘棠瑞在晚年放弃了本身用了四十多年的“槭树”之名，改用“枫树”，而大陆学者主编的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版)也把《中国植物志》上的“槭属”改成“枫属”，属下各类中的“槭”字改为“枫”字(但“槭树科”却没有改，自乱其例)。这种突如其来的修改，给两岸的学界和植物喜好者圈子都带来了杂乱。

然而，真正的老手，只要看过李学勇当年的宏论，就知道他根基不懂古籍植物名称考据的根基原则。无论是语言学照旧文化人类学研究都表白，尽量在许多时候，一个族群的俗常分类学(或译民间分类学，folk taxonomy)往往与现代科学分类的成果有惊人平等性，可以把不同不大的种甚至种下品级分隔，但同样有许多时候，俗常分类学中的植物名称，只能对应植物学名系统中高于“种”的某个分类群，甚至是几个没有亲缘干系的分类群的合称。以英语为例，crabapple是苹果属(Malus)中除苹果外其他种的统称;sedge是整个莎草科(Cyperaceae)植物的统称;hemlock既可以指伞形科中的几种有毒草本植物，又可以指和它们基础没有亲缘干系也无毒的铁杉属(Tsuga)乔木。非要把古籍植物名称全都对应到单一的种上，自己就是不谙人类学的穿凿式研究。

李学勇一口咬定“枫”字在古代是指色木槭(Acer mono)这个种，正是违背了古籍植物名称考据这个最根基的原则。事实上，按照现有证据，正如清末学者吴其濬所言，“枫”更有大概是多种叶破裂、秋天叶色凡是变红的树种的统称，个中既包罗槭属植物，又包罗枫香树，甚至还大概包罗八角枫等其他树种。雷同的例子如“松”是松属(Pinus)树种的统称、“杨”是杨属(Populus)和柳属(Salix)乔木的统称、“桐”也很早就成了叶片阔大、木柴松软可制琴的树种(如泡桐、梧桐)的统称，等等。

李学勇认为《尔雅》《山海经》《说文解字》都是华夏人的著作，个中既然记实了“枫”，那它只能是华夏(北方)也有的树种，而不行能是本日只有南刚刚气露地生长的枫香树。这是没有受过科班练习的考据喜好者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妄设逻辑，自欺欺人。实际上，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黎锦熙早就说过，语言学研究也要遵循科学归纳法的一般原则——例不十，不立法。厥后，汉语研究大家王力把这句话改为“例不十，法不立”，又加了一句“破例不十，法不破”。这是从事汉语言研究的人都知道的业内名言。像“华夏人著作中记实的植物都是华夏植物”这种逻辑，李学勇既没有举例论证，又忽视大量破例，就先验地当成大前提来推理，结论只能是一塌糊涂。

其实，假如把古籍中有关“枫”的记实都梳理一遍，会发明它早就更多地用于指南边树种。《楚辞?招魂》有句“湛湛江(长江)水兮，上有枫”，“江枫”因而成为后裔诗歌中的常见意象。《史记?风趣列传》有“楩枫豫章为题凑”，个中的“楩”和“豫章”都是南边大乔木，由《墨子?公输》中的“荆(楚国)有长松文梓、楩柟豫章”一句可证;与它们并列的“枫”，自然很大概也是南边宝贵材用树。出格是考虑到《魏书?倭人传》也有“其木有柟、杼、豫樟、……枫香”的记实，把枫香和柟、豫樟(章)并列，更令人猜疑《史记》中与楩、豫章并列的“枫”有大概就是枫香树。

《西京杂记》

李学勇还引用了《西京杂记》，说个中记实上林苑栽有“枫四株”，是移植的华夏植物，所以只能是槭树。其实《西京杂记》这段记实开头说得很明晰：“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说明后头摆列的各类奇花异木来自天下各地。个中甚至尚有“安石榴”，这是公认的从西域传入的植物。凭据李氏逻辑，石榴岂不也成了华夏植物?况且，假如懂情况史，就知道西汉前期气候暖和，所以上林苑可以种枇杷、橘甚至荔枝，个中虽然也完全可以种枫香树。

李学勇又以十九世纪以来近代西方来华植物收罗家的收罗记实中很少有枫香树为由，试图证明枫香树的天然分布很有限，如今南边的遍及分布都是近两百年引种栽培的成果，所以昔人其实很少能碰见枫香树。首先，“西方人没记实就不存在”又是一条没有证据的自设逻辑。其次，按照2021年后的植物资本观测，枫香树的野生分布其实很广，重庆武隆，湖北谷城、竹溪、蕲春，湖南澧县等地都有大树。不只如此，南边尚有好几个处所有一些大概是栽培的千年枫香古树(如杭州云栖坞、慈溪五磊寺、福州涌泉寺、庐山太平宫等)。在这些证据眼前，李学勇的谬论不攻自破。

李学勇积极批驳西晋郭璞《尔雅注》，认为他把“枫”等同于“枫香”是错误之源。郭璞简直有些武断，解除了“枫”指其他树种的大概;但李学勇走到另一个极度，完全否定“枫”可以指“枫香”，见地还不如郭璞。

李学勇懂一点文献学，在台湾岛内遇不上敌手，便来大陆与人在期刊上辩说，也占上风，还得到了河北另一位古籍植物名称考据的暮年喜好者的论文支援。这只能说明，像这样的交错学科，在两岸都是绝学，没有好手力挽，便只有竖子成名。亏得，如本日下承平日久，博物学有幸在民间鼓起，学界也终会呈现既有乐趣又可以或许真正驾御这种交错学科的人。